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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文子》相较老子，在继承的同时又向现实迈出了一大步。

(22)永和十年殷浩政治上失势后，韩康伯伴随殷浩到流放地生活了一年多。安国虽历佐陶侃、庾翼，容亦奉使下都。

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义理派殷浩，则以《系辞》的言不尽意为据，引申出象不尽意论，认为易象是圣人的意象，并非易道。(12)孔颖达对这段文字的解释为：‘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者，赜谓幽深难见，圣人有其神妙，以能见天下深赜之至理也。⑦大意是说，王弼摈弃了以卦气说为基础的象数方法，只是用华丽的辞藻虚谈玄理。他们认为，由阴阳爻不同排列构成的易象，不仅仅是模拟形器物象，而是揭示了宇宙大气场(卦气)的运行模式。

虽有可观者焉，恐将泥夫大道。注不斥言王、谢何人，殆阙疑之意。[3]355《文子》在这里想表达的其实并非个人的品性，而是社会法度。

在社会层面，把那些防止个人成为个人、使群体成为群体的人欲都看成嗜欲是难以认识治道的。由此所带来的伦理、价值观似乎也都与人性的那种超越性和完美性不相干而体现出实用性。[3]135外在的势、利远没有自己的生命重要，这个道理是人人懂得的，然而，贪欲会遮蔽清醒的认知，从而成为伤身、伤神的嗜欲。怫其性即法度张而不用。

感物而动，性之欲也[3]25，性和欲之所以构成一对范畴，在《文子》的天人观这里得到了说明。处理人与万物的关系，取决于性与欲的关系。

天人相通，就是要上因天时，下尽地理，中用人力[3]446，时移俗易、世异事变的情况下，圣人乘时势，因民欲，而天下服[3]427。农既是社会的基石，也是人性与人欲都不过节的典型。重浊为地，精微为天，离而为四时，分而为阴阳，精气为人，粗气为虫，说明人与万物有共性，但也有个性，地位特殊。这也与对人的认识相关。

然而，人性与人的自然属性和人的本质都不同。(三)《文子》人性论的合理性与矛盾 《文子》人性论显然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继承老子之道，《文子》提出的人性论不能不是性静论。《文子》认为，这种治道必须顺应人之性，合理安排人之欲，性、欲和谐即为王道。

[3]148能体道就能恢复和保持人的自然本性，不因外物而放纵情欲，使性与欲得以调适。人从其本质上来说，是社会性的存在，这就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群体之间的关系都需要得到范导，没有一定的行为准则，必定天下大乱。

仁义礼智是在法成为维系社会运行的基本和重要准则之前，人们要遵守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行为规范，有其合理性。《文子》的人性论又由其天人观得出，是一种自然人性论，但其中杂以仁义，而以礼、法为制欲的手段。

知人之性，则自养不悖[3]315，指出了人性对于治身的重要性。和愉虚无，所以据德也。重视人之为人，实际上是以人的社会属性来界定人性的，如孟子的人性论，他没有否定生命的本质是生，但他更为强调人禽之别，人从而具有主动性。善恶属于伦理范畴，必定是在社会中与人发生关系才可能形成，与他人不发生关系、与社会隔绝的人，是无所谓善恶的。待时则表明必须以道来分析具体事物的发展，以掌握其中的规律，再依具体规律跟随事物的发展，从而决定进退，否则，治不顺理则多责，事不顺时则无功[3]176。好在《文子》相较老子，在继承的同时又向现实迈出了一大步。

这种逻辑建构，是从老子哲学直接发展而来的，但《文子》抓住反者，道之常也[3]14这一道的运动方向，又与老子强调人应当合道不同。重视人的本来状态的自然人性论，把人放在一般自然物的层面，强调人性是人得之于自然的先天属性，人在社会中和面对自然物时，主观能动性就会丧失，人在社会中形成的品性、维系社会稳定和发展的规则都被认为对人性不利，人从而被还原为自然物。

今天，资本主义在人欲上的放任也终于导致了价值与制度甚至经济本身都出现了问题，历史似乎也应该到了刹车的时刻。人须在与物的感应中把握事物之时、理。

然而，这只是理论上如此，面对现实，他又不得不承认在人性的显发上无从发现这种清静，于是提出人的行为是感物而动，这种动是性之欲。在《文子》看来，身体与天地在结构上就是相类的，天地的自然运行在于和，人的身体要健康、长寿，也要保持和的状态，过分的滋养必然破坏原本的和谐，也就成为嗜欲。

[3]355人之所以能受仁义礼智之教化，就在于人性本身就有这样的资质。(三)进退应时，动静循理 《文子》的天人观不是天人合一观，而是天人相通观，而天人之间相通的途径是感应。这才有了损欲从性的要求。[3]87感就是在自然条件下，由他物所引起的联系。

这意味着，天人相通，不仅要注重天人之间的关系，还要关注人自身，否则，天下服的境界仍然不能达到。这就是在否定礼乐的同时看到了它的功用。

人性合道，仁义礼智自然不可被否认。在人性与人欲关系上的认识，不仅影响着个体的修养，还影响着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发展。

《文子》认为，人性与人欲之间应当调适以达到和的状态，而要防止嗜欲，即过分的、不恰当的欲念。[3]360仁义礼智在先秦无疑是人们看重的人的品性，儒家也极力倡导这种品性，但《文子》继承老子，站在道的高度提出批评。

《文子》哲学目的在于提供适合时势的治道，而治道的核心是人道，即选取合适的政治之道使个人与群体皆得以安顿。胆为云，肺为气，脾为风，肾为雨，肝为雷。万物的产生和运动，是道反向运动的结果，这就是说，万物与道，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着背离的。人之性有仁义之资，其非圣人为之法度，不可使向方，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威行如神。

在养身方面，肥肌肤，充腹肠，供嗜欲，养生之末也[3]381，重身是老庄、《文子》都加以肯定的，但也都反对口腹之欲。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

《文子》说：故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性，而为之节文，无其性，不可使顺教。之所以要跟随事物的发展，是因为时机稍纵即逝，时之至也，即间不容息[3]490，所以时机是宝贵的。

把人性看成纯粹的自然属性，或人的本质，都不能说明这种现象。人的自然属性是人与生俱来的，人的本质是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